莲灯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象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二十一年七月半，香山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新月》四卷六期

柏杨走了。这时候去读他的文字、看他的影像或提到他的，都可看作是对他的纪念。

打开电脑，还可以搜到以“柏杨”为主题的新浪博客。博客在那里，就好象他还活着。真要感叹现代科技制造出的永恒幻觉。你还可以看到他衰弱在病榻上会见马英九的照片。晚年的柏杨没有以大师、名人自居，临危襟坐接受弟子跪拜大礼；没有紧握官贵之手满面堆笑、感激涕零。照片里的小马哥就象忘年交，表情自然、平等，没有那种百忙之中礼贤下士、“重视知识分子”的故作矜持和做秀嘴脸。

至于叮嘱马英九善待“魏征”一节，或许没必要看作“柏杨也有劣根性”。因为“弹丸总统”需要民选，情境已然不同。不妨把这看作是他对《中国人史纲》极端“审丑”经验的修正罢。毕竟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是中国行政史中最美妙、浪漫的一页，甚至要远超20世纪里的蒋介石和陈布雷、毛泽东和田家英；善纳勇谏实是良政必需。人们要把心坎放软的话，应许读透了中国人性史的柏杨难弃“恶”史、不厌“丑”民。

一、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柏杨离世，给世界留下百余部作品。其创作大体分小说、杂文、历史三类。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作是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历史著作《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大陆人多不知晓，柏杨的小说《异域》在台湾更有名，还被拍过电影。《异域》描写的是一群大陆军人国共内战期间逃到滇缅边区，组织游击队，建立“反攻基地”，等待“集结号”，最终被抛弃而自生自灭的故事。评论家认为，《异域》描述的“‘孤臣孽子’情节与血泪，成为‘弃儿’的图像和表征，让很多来到台湾，同样离乡背井的读者感同身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比较一下大陆电影《集结号》和台湾的《异域》哪个更能超越英雄叙事，哪个更近现实和人道，一定很有意思。

柏杨被称为作家、思想家、社会观察家、文化评论者、历史学者，甚至社会活动家。社会头衔的授予更多的是从职业、专业、身份、地位出发。从存在与价值的角度看，终极意义上的柏杨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知识渊博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知无外乎“幅员辽阔、物华天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民族”。自我感觉“美妙”实已深契心里，成为“刻板印象”，以至“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就此而言，提出“丑陋的中国人”并“鼓噪”有年的柏杨可说是一个“搅扰现状的人”。而在当下中国大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崛起”、“复兴”等话语更是喧嚣尘上，柏杨的角色与意义就更为明显了。

“知识分子”多是现实与精神上的放逐者与边缘人。柏杨的一生，其流亡生涯和坐牢经历就显示自己是一个“放逐者”。在与应凤凰教授文学对话时，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当‘外省人’”（见《文学、历史、人生》一文）。从十八岁离开河南老家，到游走四川、东北、湖北、上海，到1949年流亡台湾，再到身陷“绿岛”；流亡、边缘的处境与心态致使柏杨能够“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萨义德语）。

1968年，柏杨因为“用‘大力水手’侮辱元首”、“打击最高领导中心”、“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遭受逮捕，被囚九年又二十六天。如果不是做一名“知识分子”（或有意或无意），柏杨完全可以和大多数平常人一样，适应“白色恐怖”生活，经营、收获个人的世俗安乐。柏杨曾说“既然坐牢，就要安安心心地坐牢，你的专业就是坐牢”。以“坐牢”为业的柏杨，在坐牢期间像遭受腐刑的司马迁一样，写出《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柏杨诗抄》。他自己也知道，“写小说要写到牢房里，是不容易的，写杂文一写就进去了”。可见，柏杨对于命运是主动的。把阿多诺关于知识分子“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的说法套用在柏杨身上或许是恰当的。柏杨当时所处的台湾社会事实上也是一个“家”。而如果把中国文化这一精神场域也看作是“家”的话，柏杨后来指陈“丑陋的中国人”、批判“酱缸文化”的举动就情有可缘了。

二、平民、通俗和理性

拿《史纪》、《资治通鉴》的经典、恢弘，或《剑桥中国史》式的专业、准确、严谨来要求柏杨的历史写作也许是不合适的。柏杨曾表白自己不属于唐德刚所说的史学三大流派（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而是“平民治史”。他在接收《中国人史纲》韩文译者金瑛洙教授的访问时说，自己是“站在现代中国一个世俗庶民的立场，用自己的独立思考，用理性来检验过去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按他自己的说法，柏杨史观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既不造神，也不造鬼”。

这样的史观说白了，就是基于人的常识与良知。而这种以“常识”和“良知”为准绳的平民史观，其实是中国长久以来所没有的。“平民治史”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当代以治史为业的，大都难逃唐氏总结的三大流派。而三者实与大众隔阂甚深。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阐述，充斥着大量的学术概念、专业术语，平民一般难以理解。严正的史学规范也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一句“要研究中国史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否则只能算玩票性质”的说法，寥寥能挡。

而现实社会中的主流史观实由精英主导、为政治宰制。“精英们”是要去比“文采”、竞“风骚”、数“风流”的。基于“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宏大“理想”和自我心理暗示，“精英们”大多择取“应用”史观，而非“批判”史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二月河历史小说的风行和康熙、雍正电视剧的热播可见一斑）。而这种“精英”史观与平民究竟有多大关系呢？“精英们”会为了筹备炮灰，鼓励平民信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赌博主义。很多时候，“精英们”或许已经不是自己在读历史，而是历史在“读”他了。那是电脑读盘的“读”，人性中的某种隐秘程序开始启动、疯狂运行，于是所有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与过往如出一辙。

因此，柏杨治史的平民立场，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柏杨不光是在对帝王历史作“去鬼魅化”洗涤；他甚或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一般人开始能够“积极”地有“自主意识”地阅读中国历史，而非无意识地由历史来“读”他。恪守常识与良知，坚持平民立场的历史阅读者，再不会象以前那样意淫富贵，如饥似渴地学习前人欺骗、暴力的经验和“智慧”了。若胡耀邦先生泉下有知，其生前曾经“不读中国历史”的愤慨与绝望应能因“平民读史”而平复了罢。

出于平民视角，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以公元纪年，对年号制度这一正统崇拜习惯发起挑战；对历代帝王，包括英明皇帝，直呼其名，以“人”相见，而非以“圣”相迎；并将古代官职作“现代化”处理，便于平民理解，增添亲切。在平民眼里，欺骗就是欺骗、暴力就是暴力。于是，柏杨揭示帝王将相英明神武背后存在的大量阴谋和杀戮；并告知大众那些即使在强朝盛世，宫廷之中谎言、暴力、淫乱、奢靡依然屡屡不绝、并且匪夷所思的真相。

平民史观的最大现实意义是自我保护。通过批判历史，平民可以保卫自由和尊严，戳穿专制神话、抵抗暴政。柏杨在接受《姑苏晚报》记者李婷采访时有过精彩解说，“假如我们把五千年来中国历代所有‘大人物’，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调查，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千千万万‘小人民’翻他们的旧帐，记他们的罪恶”；“但是，‘大人物’对鞭尸这种事，无论阻止或预防，都力不从心”；“‘大人物’总是希望‘小人民’遗忘过去，遗忘过去他的罪恶（柏杨称之为‘伍子胥恐惧症’、‘赫鲁晓夫恐惧症’）” （见《婷之问》一文）。《中国人史纲》事实上就是“鞭尸”之作。鞭过去之尸，可以防现在、未来之祸。“鞭尸”之余，柏杨并不排斥建设与和解。他倡言，“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平等自由的人权文化里，永远不可能产生伍子胥或赫鲁晓夫，无论‘小人民’或‘大人物’，大家都活得自由自在，也都死得自由自在”（见上文）。

同样，拿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学术标准来看《丑陋的中国人》也是没有必要的。柏杨作品的一大价值就是“通俗”。他声明自己“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并坦承自己“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见《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

面对文化学中最深层的国民性问题，柏杨的方法是现象描述、而非学理剖析。他说，“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 （见《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象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由于长期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见《中国人与酱缸》一文）。

柏杨指斥的中国人丑陋面，也都是从日常现象出发。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他列举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死不认错”，“习惯说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在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中摇摆”，“神经质的恐惧”，等等。事实上，现象描述基于感官实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微言大义、宏大叙事的迷魅，更容易触发受众的基本理性。比如，平民参与“中体西用”这样的意识形态辩论实际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平民只能被动接受打着各种幌子的“精英们”的操弄。但是，柏杨杂文中一个简单的“裹小脚”案例、一段简明的宦官历史，就会让每一个普通人真实感受“文化传统”与“世界潮流”、“本土资源”与“普适价值”的差距。

事实上，“通俗”绝非“庸俗”。“通俗”，是以“理”通“俗”。“理”或者是大“道”，或者就是常识和良知。能以“理”通“俗”的，堪可称为大师。因为只有明“理”之智与悯“俗”之德两者兼具，且有“方便般若”的，才能真正的“通”。当一般人去阅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面对“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面对孙氏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分析而不知所云时，回看柏杨的“酱缸文化”说或许就会恍然大悟。在笔者看来，“酱缸”意象实在是“中国历史超稳定体系”的 “通俗”注脚、完美刻画。

然而，不管是《中国人史纲》还是《丑陋的中国人》，从事历史、文化批判的柏杨并没有迷失在愤怒与怨艾里。即使丑恶如“酱缸”，柏杨还是能保持理性。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元气大伤，再也经不起一次革命。他说，“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见《丑陋的中国人》一文）。

柏杨倡议“中华人必须克制情绪性的歇斯底里，而另行建立一种理性文化：个人的尊严、诚信的能力、包容的气度，在这四根巨柱上，建立平台”；他知道“自由民主思想要想从上而下，自不可能”；“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我们除了自救，借知识传播、观念养成，以及对民主的实践，陆续进入指挥塔外，没有第二条更好的途径”（见《婷之问》一文）。

柏杨2002年7月送给《明报月刊》一个礼物--“人权结婚证书”。这套结婚证书要求新郎新娘坚持八项誓言。大义为：1、夫妇是朋友，2、夫妻之间、父母对子女绝不用肢体语言、暴力语言，3、夫妻收入等值、共同养家，4、绝不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5、双方忠贞守一，6、注意度假休息，7、象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对方父母，8、购买家庭保险并培养业余兴趣（原文请见《我们在改变世界》）。“人权结婚证书”看起来简单，但意义极为深远。“文明人类最基础的教养--尊重、包容，都包括在其中”。柏杨希望，这样的家庭能培育出“谦和有礼、充满自信”的“新品种的孩子”、“使整个中华民族都会改变”。“新家庭生活”实质上是最基本的公民自我教育。联想起李慎之生前疾呼重视公民教育、欲当公民教员的往事，两岸自由主义思想之默契，个中的慈悲、理性与耐心实在令人唏嘘！

三、柏杨还留给我们什么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面对的主要选择是：要和胜利者与统治者的稳定结合在一起，还是选择更艰难的途--认为那种稳定是一种危急状态，威胁着较不幸的人使其面临完全灭绝的危险，并考虑到屈从的经验以及被遗忘的声音和人们的记忆。”。柏杨用自己的一生做出了选择，去做一个不畏权贵、为民声张、批判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大凡有了点“知识”，具有点“思想”和文字能力的人，都会选择去做“士”，充当宫廷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成为有权势的人。可以想见，理解柏杨的过程，也提升对知识分子的“鉴赏力”的过程。

21世纪里的中国能否再现柏杨，实不可知。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士大夫”迷梦的时候，又要落入“专业人士”的陷阱。事实上，智力上有能力而缺乏责任感和勇气去充当“知识分子”的专业人士们，往往担任“顾问”、“独立董事”、“评审委员”，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谋取金钱利益，唯不包括平民。正义成为公共领域里的奢侈品。这种现实或已超出柏杨的想象。

“知识分子”还要接受时代的挑战。李欧梵说中国文化的一大困境是“在‘现代’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就要面临‘后现代’的消解”。消费主义、信息爆炸的后现代图景比比皆是。坐在飞机上翻看《航空杂志》，里面珠光宝气的模特、明星悠闲地充当“爱心天使”降落在贫瘠西部，荒地、破屋、农人营造着美学对比。打开电视，一个台正在播天降横祸、列车相撞、惊天命案、惨绝人寰，一转相隔，却是欢声笑语、莺歌燕舞。类似的后现代生活实际已把人性撕扯得弱如柳絮，人们甚至都难以积蓄快乐、痛苦、愤怒、道德的真实感觉，常识、良知、同情心、审美能力无一不受挑战、消磨。衰弱得不能自立的人们，怎又可能有力量批判其他？

“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萨义德语）。时已不同。对中国来说，不但需要面对本民族现实或可能的苦难，度过“历史的三峡”，还要面对人类共同的苦难，比如资源、环境、气候、战争灾难以及新形式的专制和奴役，等等。而可悲的是，发觉苦难都开始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柏杨留下的空座上，我们需要能发现黑暗的人。

如柏杨所表现的，“知识分子”是守夜人，护卫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于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柏杨的长寿经验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和现实中大多数以批判为业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意见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鲁迅或孙中山，再到其他人，愤怒、焦虑、抑郁之下多成肝疾。除了要注意起居饮食，还必须明白支撑生命延续的，只有慈悲。滋养生命健康的，也还是那一点乐观。30岁以后的柏杨还有童心，还能写童话，足见其内心的善良、宽厚、活泼、乐观（其主编《幼狮文艺》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童话，1957年结集为《周彼得的故事》）。

对于成年中国男子来说，柏杨的公德和勇气值得足够的敬佩。

钱玄同曾说过一句惊人之语，“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也说：“四十以后，老境渐至……对浊恶世界有了十之八九的阅历，一方面拒绝舍生取义成仁的敢作敢为气质，反而养成了趋利避害的思想意识……若人寿可缩短至四十岁，则世界之纯美岂止数倍于今日？”以上说法或许过于偏激，但又何尝不是。和青少年时天真被欺不同，大多数人成年后便会学会欺骗别人和更精巧的自欺，会把世故当作成熟，把圆滑当作智慧。面对社会不公和世界不美时，我们往往“堪忍”而不自觉；成为既得利益一员时，甚至还会维护对己有利而对众不义的游戏规则。

大部分国人成长为社会脊梁的时候，往往自己就失去了脊梁。柏杨是打破成例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事实上，30岁以前做“愤青”或许只需荷尔蒙，但30岁以后还能对公共事物保持警觉、表示愤怒、表达反对就需要公德意识、历史责任感、甚至勇气了。当柏杨开始为自由写作时，岁过三十；当他忤逆权威，锒铛入狱时，年届知命；而到他反对陈水扁“戒严说”，为台湾公民自由免遭威胁而绝食斗争时，已是88高龄！

每个成年中国男子应该重温、警觉柏杨的话，“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每个成年中国男子应该知道，作为父亲，要留给子女的不仅是财富、知识、技能，还应有自由信仰和尊严意识。一个懦弱、不义、对于违反常识和良知的事情不敢说“不”，欺骗与压迫他人而不以为耻的父亲，在本质上、永远难以得到尊敬。

命运多舛的柏杨在晚年是幸运的，十年前他担任台湾人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催生了绿岛人权纪念碑，并得以亲见落成；而此岸的巴金老人可惜未能等到心愿实现。

壮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的柏杨！

美哉！这样一个人的离世，走得温馨和平，阳光明媚；而有土已是山花烂漫。

 

别让咨询业远离智慧（DIGW2000）

 

从事咨询业多年，从最初的惊诧于行业混乱无序、良莠不齐，到亲身经历一个个咨询项目的酸甜苦辣、目睹着咨询业的一波波潮起潮落，思考和感慨最多的还是咨询业的发展。

逃避思考的咨询业

思想是咨询的灵魂，咨询的核心价值在于思维的突破和创新。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的咨询业正在逃避思考。从国际的大咨询公司来说，他们远离思考的方法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咨询报告中采用过多成型的分析工具和模块，引用了大量的国际国内数据，看着科学性、逻辑性强，就是在推导结论和数据深度透视时看不到思维的高度，二是在业务方向上逃避战略的核心问题，向IT类、战略实施、功能模块、市场信息、方法工具等业务方向转移，麦肯锡就是在从战略往下靠，不断向实施和集成类倾斜；而国内咨询公司则综合性的越来越少，多向专业性、技术性公司转型，或者干脆变为培训公司。即使是综合性的战略类项目，也大多按照项目经理自身对某项理论的理解对客户进行咨询，而针对客户需求采取有效理论工具实现解决方案的较少，所以国内报告常常出现类似教科书一样讲解理论的文字，把咨询当成了知识的转移。

总之，在不断接触的各式各样的咨询报告中，字里行间透着思维跳跃和严密逻辑的报告太少了。说咨询业逃避思考可能有点过，但咨询的高端是决策者的外脑，而不仅仅是方法论或策略实施的工具，决策支持是咨询智慧的集中体现，当咨询远离高端时，我们不能不说是智慧在远离。

是什么让智慧远离

为什么咨询业要逃避思考呢？原因很多。从咨询公司的角度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公司是否有思考的实力。对咨询人才的要求是苛刻的，尤其是对中国大型企业或政府的高层次战略类咨询，仅仅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他不仅要求咨询顾问有深厚的实践经验、超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悟性，同时还要深谙行业背景、运行规律和潜规则，敏锐的需求感知能力、对矛盾冲突的分析和处理能力、对事态发展的判断和把握能力，这些远不是一顶博士帽或是一个洋头衔就可以满足的，而是一种可以在中国市场极其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形成深度判断、提出实施性方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谁有这种让客户信服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洋人缺少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留洋的人大多缺少经验、国内的缺少见识，实战强的缺少知识、知识够的经验能力又不足，学术型的思维僵化、点子型的又太虚浮，总之，具有思考实力的公司和咨询者并不多。事实上由于我国咨询业属于新兴行业，国内咨询顾问资源少，包括国际品牌的咨询也有大量的刚刚从学校毕业的MBA充当咨询顾问。据一份咨询行业统计报告披露，国内咨询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33岁。30—50岁是咨询人员的最佳年龄区，我国的咨询人员平均年龄明显偏低。而集体思考力的形成还需要在每个项目进行人才搭配，即有高度思考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统筹，又有各类资深专业人才支撑，同时这个项目组还必须可以实现系统性思考，只有这样，思考的系统性、创新性和思考层次才够。

思考带来的咨询风险。对于一个咨询公司来讲，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品牌信誉和业务收益（或生存），即使咨询方案中没有创新、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他也不愿意出现判断错误，因为错误对一个咨询公司的品牌影响太大了。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混乱、多变的市场下，数据的准确性有限，基于数据出来的深度分析往往还不比资深专家的主观判断更准确，所以，报告中大量的一般性结论就比较安全；另一个方面，客户对咨询方案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衡量标准，在执行能力和市场都处于变数的情况下，很难说哪种方案是“本手”，哪个方案是“妙手”，即便是“妙手”，客户是否能“实施”成“妙手”，谁又能肯定在不成熟的市场和对手下“臭手”有时可能获利更大。一盘好棋是在客户、对手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下形成的，兵法云：胜可知而不可为。所以，在这种创新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下，咨询公司常常愿意推出最可靠、无争议的结论，常常引入最成熟的理论、最先进的理念，这样，你难以说不对或不行，至于成功与否和多种因素相关，当然他们也偶尔抛出几个无关大局的争议性、创新性的观点以向客户显示思考能力。最后还有，思考类项目（如战略定位类）远比技术类项目（IT）或信息类项目（市场）更不容易把握，因为客户在此方面的信息、经验、思考要远比其它专业类的深得多，信息不对称性相对较小，思维深度不足很容易让客户找出破绽，同时，还最受领导人主观因素影响、最容易卷入企业内部矛盾，能完成好这类项目的公司可谓是凤毛麟角。虽然国内市场战略类项目还是占了一大块，但大多倾向于战略管理和落地实施环节或市场营销、组织提升等分战略设计。

业务成本的制约。当咨询项目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判断时，项目的难度增加、成本上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能够以思考掌控咨询的人才即使是国际知名的战略公司也是很少的，这些人的成本都很高，且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深入研究，不可能顾及很多项目，在咨询价格不断下滑的中国市场，系统思考成了奢侈品。咨询公司更喜欢借用国际国内成功的理念、框架、模型，针对项目和当前的数据套用一下，略微修改，而这些工作一般的咨询顾问就都可以完成，尤其是对于新潮一点的理论，谁也不知道如何与实践结合，也没有太多成功案例，只要高手做好框架，公司就一劳永逸了，这种情况有利于公司降低成本和风险，对于新手林立的普通咨询顾问就更不愿意思考，只有学习和应用的份了。常此以往，咨询界抄袭之风日盛，潜心研究、创新思考的越来越少，咨询自身的浮躁与社会的浮躁相互促动，进一步影响咨询市场的规范和客户的认可，湮没了人才、制约了行业发展。这样的方案，可执行性非常弱，中国科咨询协会“2006年度中国管理咨询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的中国企业表示管理咨询的效果非常好，40％的企业认为管理咨询效果一般。仅有10％的企业认为其接受的咨询服务得到了大部分的执行，30％左右的客户认为其接受的咨询服务只有少部分得到执行。也就是说90%的咨询方案不能被企业完全执行。

此外，市场、环境和客户也都是重要因素。市场方面，随着中国企业对咨询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咨询市场也不断进行细分，专业性的市场不断扩大，且这一类市场比较稳定、争议少、工作易于量化、服务结果易于评估。此外，新华信2005年度行业调查数据显示，81%的客户需求是内部管理需求，高端需求相对较弱；环境方面，上世纪点子公司的风行使咨询业从某种角度刻意避开创意和夸张，已免受其影响。事实上，好的咨询方案不仅要有严谨的思维逻辑，也同样离不开思想的火花和灵感，只是这些灵感基于严密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是针对客户问题的思维突破；而在客户方面，客户的成熟程度和请咨询的目的对咨询结果的影响更为重要。一方面，如果客户不成熟，对自身的需求不清、选择咨询的标准及对咨询价值认识有偏差，这不仅给了咨询公司逃避思考的理由，也可能使思考变得没有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客户请咨询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装门面、走过场，或是为了“借口”说话等等，都会使思考者尴尬，咨询顾问只需听从客户的意愿就行了。

咨询是智慧价值的实现，逃避思考的咨询业就等于远离了智慧。

 吸收知识和观点时期，不知为什么突然对哲学开始感兴趣，前一段看的是《和尚与西方哲学的对话》，看完这篇文章，肯定也要找来书看看。有趣的是都是西方与东方文化差异的思索，电信行业正在把“融合”概念抄得沸沸扬扬，是不是文化也要开始提出融合？待我细细读来，与大家分解。切记耐心...

危险的洞见：在西方的深处遇见东方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9-17 16:08:50 　　 　　谭昊　　 　　 　　生而为人，最大的不幸便在于此——上天赋予了你一个真实我，但幼小的婴儿要能够生存，就必须学会取悦父母，于是为了每一次都能表现得更接近理想我，就得每一次都背叛真实我——这种对真实我的遗弃产生了内在的自我憎恨。 　　　　 　　从西方的逻辑严密、步步为营的心理学系统渐次深入，居然在最里面遇见了东方的传统思想。 　　这不算是个意外，之前已经有很多案例暗示了这种东西方文化在更深层的互通。不过，《懂得生命：在和谐关系中创造》这本书绝对是个惊喜。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实干派，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经验。一位麦基卓，是具有英联邦专业执照的针灸师，曾在英国牛津中医针灸学院接受训练；一位黄焕祥，是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两人共同创办了黑文中心，主张一种整合身、心、灵的深度自我发展方式，强调自我对健康、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责任。 　　“实践出真知”的古老格言再次得到了应验，尽管书中有些理论不乏玄奥，但这本书绝对不是坐在家里就能空想出来的，它显然整合了两位作者加起来超过80年的咨询和治疗的精华所在。 　　不过，在惊叹之余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也是“危险”的——它并非入门读物，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走上对生命真相的探寻之路，那么这本书对很多事物的“重新定义”可能会令人陷入混乱。 　　不过，有句古老的格言说，“洞见都是危险的”，谁说不是呢？ 　　东方的老子说，复归于婴儿——就让我们从婴儿开始。 　　作者认为，从一个婴儿出生开始，他就带来了两样最基本的东西。其一是“真实我”，其二是“本体焦虑”。 　　所谓真实我，指的是婴儿的基本天性和人格特征，它包括个人生命的所有潜力，随着时间和未来的经验而逐渐成形。 　　但人的悖论就在于，每个婴儿成长的过程中，势必将要背离真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需要修正自己的行为来取悦父母，这个可以得到接纳和认可的演进中的自我形象被称为“理想我”。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被他人接受，真实我的欲望必须屈服于理想我的要求，通过某种形式的妥协，结果就发展出一个“现实我”。 　　于是，作者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出现这三个自我(真实我、理想我、现实我)。这种划分方式与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的划分方式有些许类似，但又更显精妙之处。 　　生而为人，最大的不幸便在于此——上天赋予了你一个真实我，但幼小的婴儿要能够生存，就必须学会取悦父母，于是为了每一次都能表现得更接近理想我，就得每一次都背叛真实我——这种对真实我的遗弃产生了内在的自我憎恨。 　　很多人由此陷入了一个自我憎恨的循环：儿童以极力达到理想我来取悦父母——遗弃真实我而产生自我憎恨——现实我在真实世界建立起控制——现实我认识到自己有负期待，极力去达到完美，更加遗弃了真实我，产生更多的自恨。 　　只要你目光足够敏锐，那么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循环。正是这种自我憎恨的循环，使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使得人们越来越感到空虚无助，远离生命的美好体验。外在的成功对此无能为力。 　　幸运的是，这样的循环并非无解。 　　作者在大量的心理治疗实践中认识到，真实我同时拥有自我憎恨和自我疼惜的两个面向。 　　而对自我的接纳与否，成为能否脱离自我憎恨循环的关键所在。 　　作者认为，人必须接受所有的自己——人们必须了解理想我，承认与尊重它，然而却不必响应理想我的指令。一旦有了这样的觉察，就可以拥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与感受。这样一来，自我憎恨的循环会渐渐消失，成熟的过程于是开始。 　　不过，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人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极大的挑战——本体焦虑。 　　所谓本体焦虑，就是存在面对非存在的焦虑——婴儿对生命最初的体验源自于生物有机体的无助感，而伴随着渐渐蔓延的焦虑而来的无助感会持续一生。无论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多么出色，本体的焦虑感总是潜伏在成功的光环之下。 　　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本体焦虑，两条典型的反应路径如下。 　　其一是对权力的追求，权力的获得能够掩护及补偿人的根本性焦虑。一个人越有控制权，就可以离本体焦虑及无助感越远。不过，焦虑与恐惧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意识经验驱逐出去，转而埋藏在人的更深处。 　　对权力的追求正是西方文化给出的解答，也是绝大多数人所选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能获得世俗的成功，但是内心的焦虑与无助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答，“空虚感与日俱增”。 　　其二是对个人力量的追求，这样的人会去发掘自身本来就存在的特质，而不是致力于克服外在世界的敌意与威胁：他们接纳这些特质，很有创意地设计出适合自己的，能够面对生活挑战的方式。 　　对个人力量的追求是很少数人选择的道路，不去逃避，也不试图解决人的本体性焦虑，而是直接面对它，拥抱它，接纳它。在这个过程中，人开始真正的成长。 　　对于焦虑与道德的微妙关系，作者也给出了精辟的见解。 　　最容易焦虑的人总是倾向于寻求最强而有力的道德解决方式，无论他是赞成或者反对它——当人们固着于道德时，通常是为了补偿自己未能接纳根本焦虑的缺失。 　　道德解答对本体焦虑这个难题，提供的是可以测量的掌控，达到社会想要的目标。于是对个人而言，潜藏的罪恶感取代了本体焦虑的内在经验，通过定罪体会到的就是罪恶感的极致，从罪恶感中解脱时，就会觉得感恩。道德的解答是文化的产物，为了参与其中，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由，并采取其道德观点。 　　相比之下，灵性的解决之道除了面对绝对的无意义感之外，还要经验相对的空虚感。人们可以在面对无意义与空虚的焦虑时，学着拥抱无常，而不是去解决焦虑；拥抱无常之时，存在感就得以滋生。灵性的解决之道系乎个人的努力，让人觉得生命有意义。 　　作者认为，“要变得人性化，人们必须把道德转化为个人情境伦理，在任何状况下都依循个人伦理做出决定，而不是依据规条。” 　　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作者所说的五A之路：觉察(awareness)、承认(acknowledgement)、接受(acceptance)、行动(action)、欣赏(appreciate)。

永远的学生——在北京大学CCER BIMBA 2007年毕业庆典上的致辞

平新乔（北大CCER、BiMBA教师代表）

    每年的六月，江南仍弥漫于黄梅季的烟雨中，北大燕圆迎来了一年中最绿的时分。满目的学袍与礼帽在平和中透出庄重与尊严。一年一度的毕业庆典是我们当老师的在朗润圆致福轩里的最大节日。

    不知是谁发明了“学生”这个词？“学习”与年青的“生命”状态相结合。每天都学习着，在学习中生活着、生长着，生命伴随着学习，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状态！当一个人埋下头来认真学习时，当一个团队，甚至一个民族都沉静于学习，虚心向上时，用不着向他人、向别国显示什么，其自身必定是幸福的，且是有力量的。

    作为一名教师，我曾经在经济中心的课堂上与同学们分享过学习着并生活着的幸福。每次去图书馆，总会见到连过道、空厅也席无虚座的情景；凌晨两、三点，在北大南门口城隍庙的小吃店（以前是大成永和）中，总是可以见到十几位、几十位的北大学子在复习功课；经济学课堂席位被提前占座，网上要求发放座位条的大声疾呼……这种景观，不是只出现于一天两天，而是我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任教9年中长存不衰的风景线。这种风景，也只有发生于北京大学。

    于是，面对你们，我们往往会讲出在别的地方面对别的听众无法想到的话语，我们可以开出在别的地方还无法开出的课，或者可以在与别的地方开的课名相同的课程中讲出新的深度或新的章节。也就是说，是北京大学的优秀学子，与我们这些教师一起，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创新。

    我们也是从学生转过来的，现在与以前不同的只在于，是有人付工资给我们来与同学们一起学习。我的一位北大老师曾对我说过，老师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要求相比，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老师们要组成一个团队，以每个老师不完整的知识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来培养未来的学生。我们个人能做的，就是，哪怕是教同一课程，今年教的也必定是不同于对上一届学生所教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致福轩万众苑走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每届都是新的！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等考完学校中所有的考试，拿到这个证那个证后，你会发现自己面临的江湖，是那么的寥阔与浩淼。生活中仍然天天有考试，我们仍然需要脱胎换骨。经济学的一条基本法则是，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则红利就只是短暂的。生活中也许有人会居于庙堂之高，多数人会处于江湖之远，但命运给每个人的幸福与痛苦之和大体都是零。唯有学习着并生活着，才是个人最值得珍藏的回忆。

    但愿我们都珍藏在朗润园致福轩的沉静的读书时光，做永远的学生。   

 

     很久没有写blog，说来惭愧，上一篇是以“德国足球”为题，是在世界杯接近尾声的时候，想写一篇分析德国足球转型取得不俗战绩的文章，结果一直以“空穴”的方式存在草稿里。给大家一个理由，是因为最近脑细胞过于活跃，接受了太多新东西，一时无法消化所致。总之对不起一直关注我的朋友，道声歉！

 

     停写blog以来，看了几本书，小说、游记、经济学著作、传记，都不妄投入金钱与精力，收获颇丰。特别是最近正在听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同学一致推荐的一门课，只因有一位好老师——周其仁。老师讲得投入，学生听得用心，满满一个大教室，常常有些许站着听课的旁听生，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听课前，因同学的推荐，其他经济中心老师对周老师个人的推崇，想象周老师应该是鹤发童颜、文才具佳的老学究形象。看到本人，文才具佳当然是光看看不出来的，“鹤发童颜”的想象显然很可笑。听第一堂课，周老师竟然一气讲了3个多小时，老师不累，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经济学可以这么有趣，确实超乎我的想象。近代十大经济学家，经老师的点评，个个个性鲜明，各具特长，生动有趣。课上周老师是以国富论的开篇做引子，讲到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当以现实世界的观察为基础，每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奥妙无穷。国富论中是以做针的工序为例的。I pencil 是以做笔为例，现实世界的红绿灯等等，后面隐藏了资源的分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规则之间的角力等等复杂的知识。3个多小时，实际老师讲的就是一件事，研究经济学从观察自己身边的事情开始。你瞧，当经济学家的开始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吸引着你朝着这个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方向走下去呢？

 

   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智者的小文，所幸，在工作学习领域碰到这样一位“智者”，获益无穷，不但教你新知识，而且教你如何观察世界，通过他教学的方式教你如何对待工作，通过与学生的交流教你如何与人沟通……相信有幸同在一个课堂的同学都会感受到。

 

    当然，后果也很严重，目前家里垒了一大摞经济学方面的书，看着就崇拜，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能读完。鞠一恭先！

今天终于完成最后的presentation。很高兴大家能够按照商量的时间，提前过来讨论，出乎我的意料。想想，其实大家本质都是敬业的，只是需要外在的动力驱动和内在的价值驱动而以。虽然内容不尽人意，但是已经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

 之前对柳传志的认识是有距离的，好像很“铁腕”，又好像够不上“国际企业家”的名称。通过这个案例分析，虽然粗浅，虽然信息有限，但是起码我们小组的成员能够讲出，柳的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称道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更进一步的？

但是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我也感叹，作为一个中国的成功企业家，所有媒体都一致把他塑造成为一个“英雄式”的、或者是“教父级”的人物，鲜有全面的、中立的、深刻的评论和分析。而对比另外一个小组讲述原花旗银行总裁桑迪·韦尔，所搜集到的资料保罗万象，有他个人的评论、有中立的媒体的调查评论、有下属中肯的评价。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然而，在中国，我们所能看到的柳传志是模糊的，是经过渲染的。

所幸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类媒体竞争的加剧，有更多深刻的、有实质内容的经济评论、市场评论、管理评论呈现给我们。

心情不好。上了一门好没意义的课。圈圈套圈圈再套圈圈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不能忽视环境和follower的影响。郁闷那！还有一堆作业等着。

神啊！让我发泄出来吧！Gina, help!明天该怎么丢人现眼？

       民主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比如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一定是去游泳，如果最后的决策是去打球，那就变成专制了。 　

　　可别忙，当我们把上面的例子稍微改变一下，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个“民主”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比如5个人中有4人认为1人该死，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合法”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错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人该死，那他怎么可能没罪呢？不幸的是，的确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民主的内涵远非“大多数”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把那些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仔细读一读。 　　

　　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贝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6000，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10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贝壳放逐法”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贝壳放逐法”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企图独裁”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民主”又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贝壳放逐法”尽管打着“大多数”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多数暴政”。 　　

　　　　其实这个“大多数暴政”的滋味我们也曾经领教过，30多年前的那场人间浩劫，就是利用“大多数”对“极少数”实施暴政的结果。当千百万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们冲进学校、工厂、机关、政府，大打出手，打砸抢烧时，当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不堪忍受凌辱摧残悲愤自尽时，又有多少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看客在品味着这种可怕的“民主”！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类似当年革命小将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一个不保护“极少数”权利的“大多数暴政”，又与“专制”有何区别？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NO”的权利，而且那4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NO”。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NO”字就算OK了，它还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4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1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4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4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晓得，仅仅表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时间在六十年代，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申请入学。你要知道，当时的密西西比州是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在那里，尽管黑人理论上有上大学的权利，可是在现实却根本办不到，因为那个州的州长本人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该州的民意舆论也支持州长的种族言论，结果不难想象，那个可怜的杰姆斯被大学校委会莫名其妙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是黑人。 　　

　　　　这下杰姆斯可不干了，他马上找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由他们出钱聘请了律师，控诉密西西比大学违反宪法，践踏人权，并且把这场官司打到了上诉巡回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杰姆斯终于胜诉了，法庭给密西西比大学下达强制令，强迫学校接收杰姆斯入学。

　　那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非暴力抗议聚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个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人，他很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而且也很关注杰姆斯的案件，但同时，他也明白在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黑人学生想要入学恐怕是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法庭判杰姆斯胜诉时，马上派出联邦官员，带着执法队去保护杰姆斯入学。 　　

　　　　 可是，法庭的这个强制令，立刻激怒了密西西比州长，在杰姆斯入学的那天，他授意副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进行阻拦，并且很嚣张地宣布，联邦政府的人要是敢来支持杰姆斯与州政府对抗，来一个抓一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美国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我们国家不同，国家的权力是很分散的，每个州都像个独立王国，谁也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各州的州长也不是由总统来任命，而是在各州竞选上的，只对本州人负责，所以，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联邦政府你管不着，可我要出了事，你得给我顶着。

　　　　因此，当肯尼迪一听到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强硬态度时，立刻头皮发麻，他很清楚，这下肯定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杰姆斯入学那天，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民众与联邦执法队与校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四处寻找杰姆斯，一边找还一边发泄（这场景是不是有点面熟？），暴力事件越演越烈，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逐渐平息。 　　

　　　　 最后，这场可怕的流血，使州长开始思索他身上所负的历史责任，于是他退让了，那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杰姆斯，终于在联邦执法队的保护下，结束了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上大学的历史。 　

　　　　 呼，例子终于讲完了，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想要让少数人真正的享受他们与大多数一样的权利，有时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像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4个人去游泳，1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的钱嘛，由大家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抱歉虽然文章已经够长了可我还是要说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4个人的利益？难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4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多数”一边，说声拜拜就跑去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了，到那时你找谁去？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像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另外也不要忘了，这个民主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想得到他，是要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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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什么·续篇·民主的基础（上）

民主是什么·续篇·民主的基础（上）
作者：niobe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上篇《民主是什么》里，已经讲到，所谓民主，既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可是，你先不要着急，知道了民主是什么，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实现民主了，因为了解一件事情与实施它，这中间是有 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民主是构建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上的？我想，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三权分立"，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对，但不完整，因为想要实现民主，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经典的例子上吧。

有5 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4个人去游泳，1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混蛋小子去打球。可是，你也清楚，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有个决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去执行这个决策，于是，大家决定把钱交给4个人当中的某一个（假定是小A），由他去雇人。

可你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虽然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出笔钱去雇人陪打球，可是真的到了行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觉悟，也不是每个人对这笔钱都无动于衷，小A心里没准会想，好嘛，你们几个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让我一个人东奔西跑，休想啊休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利用谁就是傻瓜。

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牵扯到钱的问题，指望某个人的道德和良心，肯定靠不住，要是大家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某一个人，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这个人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要求去雇人打球而不是中饱私囊呢？

其实，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让我们来试试下面这个办法：

我们一致同意把钱给小A，让他去雇人，不过等一下，在给他钱之前，先要由小B来计算一下应该给多少，再把数字对大家公布出来，然后分文不差交给小A，可是，如果雇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中饱私囊或其他的问题，那就该由小C来负责审查了，并且，其他人绝对不能干预 他的审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还不错吧？其实，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三权分立"。小A负责做事，他代表行政机构，小B负责计算大家出的钱应该是多少，代表立法机构，最后要是出了问题，就由小C负责审查，他代表司法机构。

也许你会说，这不挺容易的嘛，问题解决了。可是先别忙，你想想看，如果小A想私吞我们的钱，他会苯到让大家发觉自己做了手脚吗？不要忘记，当我们把自己的希望都托付给某个人时，他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可以任意支配这种权力，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他可以利用大家的钱来贿赂以形成多数，或是干脆用这笔钱来雇一个保镖而不是陪打球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暴力面前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讨回本属于大家的钱。

你看，尽管我们在讨论民主是什么时显得头头是道，可一具体实施起来马上就变了味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就来看看一战后的德国是如何从民主变质为专制的吧。

1918 年，德国战败了，沦落到了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地步。这时，各协约国对怎样处理德国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国人由于是德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多次被德国入侵，因此坚决主张削弱德国，英国人虽然对此不反对，但却不愿意看到一个衰落的德国，他们的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至于美国人，他们与德国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欧洲顶着德国，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意识到，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及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仅仅靠土地或军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复兴，也绝对无法保证日后欧洲的安全，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要把德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德国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并在随后的国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部宪法的民主程度，几乎可以和美国宪法相媲美，它借鉴了当时各个民主国家的经验，把国家权力分成国会、法院和政府三个部分，并且赋予了德国人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到过的这种文件中最妙、令人羡慕的条文，看起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第三帝国的兴亡》，P60）。

你也看到了，这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可算得上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胆大妄为的家伙，也不得不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选择合法竞选一途。那么，这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独裁呢？德国人又是如何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呢？还是让我们揭开 历史的帷幕，仔细看看事情的究竟吧。

1933 年早春的一个夜晚，确切的说是2月27日晚9时30分，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天色晴朗，空气清新，一点也没有风高放火夜黑杀人的迹象——尽管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有个神学院的学生放学回家，路过国会大厦时，突然听到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一条黑影窜出，手里还拿着火把，他吃了一惊，马上跑去报警。恰在这时，德国最有权势的4个人，总统兴登堡、总理希特勒、副总理巴本、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在国会大厦对面的贵族俱乐部吃饭，首先是戈培尔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大厦已经着火了，可戈培尔以为是个玩笑，根本不相信，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向希特勒提及，但巴本却看到了火光，马上告诉了兴登堡，同时，戈培尔也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街上正有人在叫喊，随后他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才确信国会大厦的确着火了，于是他和希特勒立刻赶往现场。

一到现场，希特勒就马上宣布一把火是共产党放的，这时，德国国会议长戈林、副总理巴本、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狄尔斯（就是秘密警察头子）全都赶到了，戈林兴奋得有点失常，赌咒发誓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政府的罪行，尽管巴本不是纳粹党人，但他却也没对希特勒和戈林的结论表示丝毫的怀疑，只有狄尔斯老老实实的说，纵火犯已经抓到了，他看不出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那家伙不过是个疯子而已。这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答案，他顿时勃然大怒，把共产党臭骂了一顿，随后跑去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去了。而戈林则到普鲁士官方报社，要求写报道的记者把纵火者所带的燃火材料从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个记者很有点新闻独立精神，他拒绝说，一个人怎能抗动1000磅的东西呢？这种笑话他可写不出来，戈林马上反驳说，干嘛说是一个人干的？10个不就行了？要知道这可是共产党的阴谋！于是那个记者便要求戈林在这篇报道上签字，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报道而是政治文件了，戈林心里着实有点发虚，虽然他为此策划很久了，可这时希特勒毕竟还没有拿到国会2/3的多数，也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公然破坏宪法的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签也不行，于是他很狡猾地在报道上画了一个大大的G字，算是签名（戈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我说戈林"为此策划很久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纵火犯名字叫做范·德·卢勃，是个荷兰国际共产党人，他既不喜欢纳粹，也对莫斯科没什么好感，是个头脑简单的"爱国青年"，他觉得，德国革命只有在某种惊人的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才能爆发，他想用国会大厦的熊熊燃烧的烈火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德国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倒霉蛋还不晓得，希特勒早就期盼着共产党人能做点什么蠢事，好让他能找到借口清除异己，这个没头脑的纵火狂简直是上帝送给纳粹党人的，希特勒、戈林、也许还有戈培尔，早就知道卢勃将要在国会纵火，他们安排纳粹冲锋队悄悄潜伏在国会大厦内，等着大厦燃烧起来时再给它"添点油 "，把事情闹大，不然，就凭卢勃那区区100磅的纵火材料，怎么也无法引起那么一场大火，当然戏也就演砸了。

等到召开内阁会议时，希特勒大肆宣扬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竭力攻击共产党人，尽管在内阁里纳粹党人并不占多数，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极具煽动性的言辞给搞懵了，既紧张又恐惧，生怕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一致通过了希特勒的要求，结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给吹响了。

那么，希特勒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听起来好象很滑稽，他要求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护"德国公民的文献资料"，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可别急，关键在那"某种措施 "，希特勒要求，德国政府有限制公民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有权对公民的邮件、电话、电报进行检查，有权给警察颁发搜查公民住宅的许可证，有权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有权对持有武器的公民判处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接管德国各州的自治权力。

这下你一定笑不出来了吧？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授权，下一步，就要考虑怎样才能使授权生效了。根据德国宪法，想要通过一项与宪法本身相抵触的法律或政策，必须得到国会2/3的多数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纳粹党不可能在国会获得2/3 的席位，而且对于其他党派赞同与否，他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他狡猾地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是什么呢？那就是德国宪法第48条有一个规定，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行使暂时的独裁权，这本来是为应付战争或革命而设计的，但宪法并没有详细解释所谓"紧急状态"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找到总统，要求后者行使宪法赋予的独裁权，绕过国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这时的德国总统，是上次大战中的老英雄兴登堡，一个保守、正直的老普鲁士军官，他压根就瞧不起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社党，可是，兴登堡很也清楚，不管怎么说，国社党毕竟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作为总统，他相信德国民众的选择，也有义务支持自己的总理——虽然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究竟在支持什么——希特勒对兴登堡说，为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法案是必须的，而且他保证不会滥用这一权力，于是兴登堡也就不再说什么，签字同意了。通向独裁的大门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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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么·续篇·民主的基础（下）

民主是什么·续篇·民主的基础（下）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到，希特勒狡猾地利用德国宪法的一个隐晦的漏洞，把总统的独裁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开始了野蛮、血腥的政治清洗。

希特勒首先拿德国共产党开刀，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请注意，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一群群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暴徒们未经许可便破门而入，强行搜查，把无辜者从睡梦中拖起，扔进冲锋队的营房，严刑拷打，逼迫其供认对德国的罪行。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于他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自由主义党派也毫不留情，各种集会被勒令停止，所属报刊被取缔，公民权利亦被取消，德国头一次领教了纳粹独裁的滋味。

经过短短几天的暴力恐怖，德国政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国社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想躲在总统授予的"暂时独裁权"下过日子，他要成为德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由于他认为经过几天的清洗，反对的声音应该都已经消失了，重新举行大选以获得国会2/3多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于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国二战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

可是，让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尽管有种种许诺、恐怖和暴力威胁，但他的国社党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多数票，虽然纳粹党人以1700万张选票遥遥领先，比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足足高出一倍之多，可却仅占总票数的44%，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倒还可以，离2/3多数还差得远呢。

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并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否定这次选举，或是干脆再重新来一次，他承认了选举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捞取那个该死的2/3多数票了。可是，如果没有2/3的多数，希特勒又如何修改宪法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求助于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希望他们信任自己，给予自己独裁的权力。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还会这么天真，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独裁？那些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怎么会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希特勒在新一届国会上，发表了也许是他毕生中最精彩、最虚伪的一次演说，他承诺一切旧有的秩序都会维持不变，国会所赋予他的独裁权，仅仅在某些狭小的特定范围适用，绝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会限制任何公民权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领导德国重新建立在一战后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说中，竭力想煽动起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也不困难，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德国人——他呼吁全体德国人"从自私自利的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德国人的那种特有的黩武精神，以及对荣誉、对"铁与血"的热切渴望，指引着他们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国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权移交给政府，为期是4年。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国会议员们似乎还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独裁的种子，它就会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说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国会中并非所有党派都被希特勒所蛊惑，社会民主党领袖，可敬的奥托·威尔斯议员，昂然不屈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代表他的党投反对票，并庄严地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宣言，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仅有84个席位，远远不及投赞成票的441之多，尽管他们的反对对大局来说无足轻重，可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些迸闪着的绚丽的火花。

1933年3月23日，一个从奥地利来的流浪汉、43岁的前德国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程序，摧毁了民主制度，成为全德国的独裁者，再没有任何力量对他的疯狂进行约束，德国从此开始了历史上最恐怖、最暴力、最血腥的一幕。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希特勒的那些恐怖政策能够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呢？是啊，不是太奇怪了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为什么会衍生出希特勒那样的大独裁者呢？我想，也许你可以在《银河英雄传说》这本科幻小说中，找到一个不太正规的答案——

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呢？"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人民为什么敢怒而不敢言呢？""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 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好逸恶劳？""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时，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期望超人或圣贤的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这个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比独裁者本人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德国人会在历史的紧急关头表现出一种对自己权利的惊人的无知和漠视？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帮希特勒磨那柄准备屠杀他们的刀？难道他们就那么崇拜权威，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对希特勒的要求作哪怕是最简单的思考？莫非，盲目的服从和铁的纪律已经深深溶入德国人的血液之中，以至于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也许，对于在选举中占绝对多数的普通德国大众来说，他们选择希特勒，仅仅是不希望有" 挨饿的自由"，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管他民主不民主，谁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选谁。的确，在希特勒当政的头四年，德国经济奇迹般的振兴，到 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年增长率高达11%，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失业率却缩小到了不足1%，德国人终于结束了朝不保夕的失业恐惧，过上了还算"幸福"的日子，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一切权利和自由，更失去了能够制约希特勒的力量，这时候的德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历史老人正在静静地坐在未来，等候着向他们索取"好日子"的报酬，一个前所未有的巨额报酬。

对此，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曾评论说："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

通过德国的这个例子，你肯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民主这个东西，仅仅建立在纸面上的制度是绝对不够的，当人们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民众一样疯狂时，就会把那些纸面上的一切都抛之脑后，而甘心情愿去追随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愿望的幻像，甚至为此不惜把民主砸烂，魏玛共和国不是没有"三权分立"，但德国人最后还是亲手埋葬了民主。

那么，这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还缺少些什么呢？它的民主又不完善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希望那个满脑歪点子的小A私吞我们的钱，还需要做些什么？我想，文章写到这里也实在拖的有点太长了，还是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篇文章中去解释吧，这样大家也有时间去思索，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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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么·之三·自由与面包（上）

民主是什么·之三·自由与面包（上）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别急，你要知道，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出答案并不能让你恍然大悟反而困惑不解的话，那这个答案说与不说，好象也没太大区别，因此，要真正理解"民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就只有老老实实地从头说起、慢慢道来了。

该从哪里说起呢？我还记得曾经有人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是1933年的德国人，你会选希特勒当政吗？老实说，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你选择是或否，都无法回避一个让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头疼的话题，那就是，在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你是要自由还是要面包？

很显然，希特勒给你的是面包（当然免不了要夹带私货，把大炮什么的也硬塞给你），代价就是拿走你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客观地说，希特勒从来也不曾试图隐瞒或是欺骗德国民众，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及世界观详细地记录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所言，"不论你对阿道夫 ·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

不过，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去谴责德国人当初的选择，"饿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会太好受，更何况，自从1918年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已经受了长达15 年的窝囊气，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国重建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又怎能不把尊严顶在脑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为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要说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看起来倒也真是蛮合理的，可不是吗，我这儿连一日三餐都发愁呢，你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罗里八嗦地奢谈什么自由，那不是扯淡吗？要是我真饿死了，别说自由，恐怕连棺材都没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这样看待问题，没有生存权，哪儿来的人权？

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你选自由还是选面包，最后的结局恐怕都不见得如何美妙，选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饿，可一旦失去自由，面包能不能保得住，却也难说的很，1933年的德国人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我想，两难的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的前提是否成立？

不知你是否看过成龙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谁》，片中有一场戏很有点类似的味道。成龙为了保护一张刻有秘密武器资料的光碟，被两个武术高手困在大厦天台上，那两个坏蛋对成龙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后你自己跳下楼去，二是我们把光碟抢回来，然后把你给扔下去。乍一听起来，这两个选择好像给了成龙一个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再一想，无论他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都免不了丢掉光碟跳下楼去，看来成龙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麻烦。那么，成龙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干嘛 要听你的？成龙回答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下，然后把你们俩个扔下去。

成龙的这个有趣的答案也许多少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就是说两难抉择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实上可能还存在第三种选择，即，面包我要了，可那个自由你也得给我留着。问题是，这第三种选择在现实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们能既要面包又保住自由吗？还是老办法——把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然后仔细地读它一读。

1929 年10月24日——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一定是这一天——这天早上，纽约证劵市场毫无征兆地全面崩溃，股价跌降之疯狂，连股票交易记录机都无法跟踪，无论是经济学家、资本家、还是白宫的那些政治家，全部目瞪口呆，毫无思想准备，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信用彻底消失，银行出现挤兑风暴，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工厂停工，货品滞压，失业率迅猛攀升，这些现象都预示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

有人曾问英国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人类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凯恩斯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有的，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在美国，大批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了自杀或是逃亡，就连那些大资本家们的日子也异常难熬，因为他们在银行的钱根本就拿不出来。到了1933年春季，美国国内18600家银行全部停止营业，联邦政府黄金外流已经超过2.5亿美元，财政储备还不到应付款项的1/7，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惨痛地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前所未有的、令人绝望的危机一直持续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欧洲（苏联除外，因为它的经济与世界并不接轨），使得欧洲国家关系空前紧张，令日本、德国民族主义急速膨胀，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就是利用这场经济危机中人们要"面包"的欲望，从国会中最小的一个党派，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如果你问独裁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时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个时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把1933年美、德两国政治领域的事件拿出来做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雷同之处。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他在布累斯劳竞选大会上对德国人许诺："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中对美国人保证："我向你们起誓，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希特勒当选后，要求国会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把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给予他最大的权限去解决危机。并且保证，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

罗斯福当选后，要求国会给予他广泛的授权，为了应付艰难的局面，他要求"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在遭受敌人侵犯一样"，同时他也保证，将严格按宪法办事，绝不越雷池一步。

德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对希特勒的授权，纳粹政府的各种行政举措，被国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从此开始了奇迹般的经济复兴。

美国国会毫不犹豫赋予罗斯福行政自由的各项权力，并且以临战气氛的惊人速度，通过美国政府所提出的各项法案。美国在罗斯福的带领下，开始了旋风式的百日新政。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我想你已经看到，德、美两国人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狂风骤雨般的经济危机时，其反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当人们对现实充满了恐惧、绝望时，就会热切期盼能出现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是人类固有的缺陷，德国如此，美国如此，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可是，在那个充满恐惧、迷惘和痛苦的岁月，尽管独裁的阴影同时笼罩着德、美两国，但历史老人已经告诉我们，美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蜕变为一个专制国家，反而在二战中成为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美国滑向独裁？又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得以保全？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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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么·之三·自由与面包（下）

民主是什么·之三·自由与面包（下）

1935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个叫帕里什的清洁女工被老板解雇了，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年头，"下岗"的人多了去了，谁又会在乎一个女工的工作问题？可对于帕里什来说就不算小事了，下岗就意味着没饭吃，没有工资可怎么生活呀？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大概这位女工就去上访了，至于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那可不太好说。但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契约社会，人人都会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因此，帕里什也没有什么向领导诉苦申冤的兴趣，一纸诉状就把自己的雇主 ——西岸旅馆给告上了法庭。

有趣的是，帕里什并没有说老板解雇非法，她想反正也干不成了，不如拿回点钱才是真的，于是，她依据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最低工资法》，要求西岸旅馆补偿欠她的工资。根据《最低工资法》规定，雇员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周14美元50美分，但帕里什的工资每小时只有25美分，也就是每周不到10美元，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作几年算下来，老板一共欠她 216美元19美分，这对于一个下岗女工来说也不算小数了，起码能有口饭吃。

这本是件芝麻粒大的案子，一年全美也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压根不值得一提，可是，由于帕里什的老板实在有点吝啬，舍不得出这一点钱，但帕里什又的确有理，有法可依，不太好驳斥，于是他的律师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你不是说按照《最低工资法》的规定我欠你钱吗？那好，我直接攻击《最低工资法》，说它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有关这一修正案的法学辨析是个绝大的话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论述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考浙大教授林来梵与人大教授胡锦光合著的文章《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要求宣布违宪，只要这个该死的法律不存在了，看你还怎么要钱。谁也没想到，律师的这个点子，一下就把事情给捅大了，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由一个小小的民事纠纷，陡然间变成了震动全美的大案，所有的媒体焦点都被吸引了过来，并且举国围绕此案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经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万分恼火。在罗斯福刚刚当政时，这一情况还不明显，因为美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经济风暴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所以他的各项法案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可以得到国会多数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经过百日新政，美国经济有了较明显的起色，大家也都回过劲来，缓了口气，这时矛盾就来了。罗斯福的民主党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少数党，仅仅凭借 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才入主白宫，因此，作为对手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当然不肯给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几位&& &&官，基本都是林肯时代的人，用罗斯福的话来讲，是一群"马车时代"的人，保守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面对罗斯福左一个新政又一个新政，被搞得眼花缭乱，委实接受不了，起先因为经济危机而不得不授予罗斯福各项权力，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到了该收回权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此拉开了法院与政府的权力战争。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这样一来，罗斯福颁布的各项法律，已经被废除了1 0多项，新政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不难想象，罗斯福是何等的窝火，要说这帮人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们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来对新政说三道四？再说，被废除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最低工资法》是为了救济贫民穷人，要说起来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头的？

1936年，罗斯福再次以绝对优势当选第33任美国总统，这下有了民众的支持，罗斯福认为自己有实力回应最高法院的挑战了，他要改变最高法院的敌对态度，把后者致于自己的势力之内。可是，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国立国的基石，想打破传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美国宪法，想扭转最高法院的乾坤，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国会修改宪法，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当&&&&官，罗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国会2/3多数就这一问题支持自己修改宪法，简直就如同作梦，根本不能想，因此他企图走个捷径，由自己任命比较听话法官来主持最高法院，但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做到，因为美国& &&&官是终身制，除非犯下严重罪行，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罗斯福开始秘密酝酿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组最高法院的组成机构，这一计划提出，凡是年满70岁的&&&&官，如果不自动退出最高法院，那么总统就有权再任命一名法官进最高法院，简单的说就是罗斯福来了个"逼宫退位"，想利用增补多数的办法来控制最高法院。

罗斯福这一方案刚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是对手共和党，就连民主党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几乎等于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联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贵的独立性，前任总统胡佛怒气冲冲地叫嚷着"不许碰最高法院"，各家媒体难得一致地抨击罗斯福实际是想搞独裁，就连一向支持新政的国会也充满了一片反对讨伐声，狂风暴雨般的抗议信更是接连不断寄往白宫，那些在新政中获得收益的人，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罗斯福对立面去了，后者实在没有想到，这次可真是捅了个马蜂窝，但罗斯福岂是常人，他不为所动，坚信民众站在自己这边，他在3月9日的"炉边谈话"中，把矛头直接对准最高法院的 &&&&官们，试图说明自己不是针对最高法院这一机构，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独裁仅仅是要维护新政的观点，并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压力来制服对手。

也就在美国政治出现严重危机，很有可能倒向独裁的最关键时刻，帕里什这个小小的女工，把诉西岸旅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这就把九位&& & &官直接推到了斗争的最前沿。以休斯为首的&&&&官们，这时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判《最低工资法》违宪以维护最高法院的威信 ？还是选择退让以阻止罗斯福找到迈向独裁的借口？

最终，最高法院理智地选择了妥协，判帕里什胜诉，& &&&官们考虑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那么罗斯福很有可能以维护新政为借口，积极寻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么说，百日新政毕竟拯救了美国，罗斯福在美国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独裁的危害性，一个劲跟着罗斯福跑，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于是，最高法院就这样以战术上的失败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挫败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企图。

且慢，你不是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怎么&&&&官们没有找到？其实，你仔细想想&&& & 官们判决的后果，就明白第三种选择在哪里了。判帕里什胜诉，意味着罗斯福新政的胜利，给那些陷于贫困的人们带来了面包，但同时，这一判决又在事实上驳斥了罗斯福说最高法院企图阻碍新政的观点，使后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维护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说，美国人尽管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却得到了实惠，既拿到了面包，又保住了自由。

说到这里，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个建立在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希特勒仅用手指轻轻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构筑的大厦便轰然倒塌，连块砖头都没剩下。现在你已经看到，历史老人并没有特别厚待美国人，在那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他们遇到了与德国人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持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或者说，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德国人面对"面包"的诱惑，面对天堂般的美好前景，轻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诺，忘记或有意忘记了还有"我干嘛要听你的"这个选择，不相信也不愿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只是期待尼采式的"超人"来解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

但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们认识到，无论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国人，无论罗斯福本人多么的英明、正确，也绝对不能把手中的权利交给他，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记得成龙的回答吗？）。如果总统通过紧急时期国会所赋予他的权力任意影响司法独立性，甚至是违背《权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么无论这位总统是否出于善意，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况，独裁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便罗斯福真的是想"为人民服务"，也不能肯定他的后任就是个"明君"，那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己权利的人，恰恰没有看到独裁的长远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个人的"恩赐" 过活，这可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个希特勒。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对自由权利的不懈维护，使得美国终于没有像德国一样走向独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经浮出水面，清晰可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哪怕再有一千条理由，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

吴伯凡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平淡而传奇的“旁观者的历险”(这是他那本著名的自传的标题)划上了句号。这一天离他的96岁生日只有8天。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德鲁克是我们这个时代“卓有成效”的思想家。从1939年出版第

一本书起，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39本著作，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其中有30多篇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创造力经久不衰。1997年，福布斯曾以《依然年轻的思想》为题，发表了关于德鲁克的封面报道。2001年，他为《经济学人》杂志写完了一篇题为《下一个社会》的封面故事，随即扩展成书出版(这是他最后的一本书)，2002年，他上完了最后一堂课。也就在这一年，他成为当年“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2004年底，他还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其思路之清晰，立论之精当，令人无法相信他已是95岁高龄。

　　管理学界的新思想新方法像时装一样不断变换和流行，每隔几年就有新的“大师”(guru)携炫目独特的思想闪亮登场，又在流行一段时间后黯然退场，但德鲁克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前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德鲁克逝世的当天这样说道：“在开拓卓有成效的商业管理和公共政策之方面，他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开拓者，在30多年时间里我研究他，谈论他，学习他，他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德鲁克思想的地位无可动摇，首先在于其公认的原创性。德鲁克之前，管理无学——只是些片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和感受，正是他使管理的经验和感受变成一门学科。管理学家沃伦·本尼斯在上个世纪曾说：“虽然德鲁克坚决否认是他发明了现代管理，坚称这种想法实在荒诞不经——他曾经对我说过，‘6000年前，基奥普斯金字塔建造者的主管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位CEO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本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

　　著名的“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在《大师论大师》一书中这样说道：“凡是现在当红的管理概念，彼得·德鲁克大都早就讨论过了，随你任选一个例子，很可能早在你出生之前德鲁克就已经写过有关那个观念的文章。如果要列出一些管理思想家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大师’，德鲁克必定高居首位。”

　　《企业的概念》(1945年)是德鲁克的第一本管理著作，也是现代管理学的开山之作。这是他在通用汽车公司“蹲点”调研的结果。在此之前，没有一本书研究过一个大型公司是怎样运作的。在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发现了管理一旦超出了特定的半径就不再有效，有效管理如此大公司的人其实只管很少的人和很少的事。规模(半径)如此庞大的公司其实是由一个个管理半径有限的人通过分权和授权来管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有效的管理的半径都是差不多的。以军队为例，一个班长管6个人，它的上司，上司的上司，直至总司令，尽管官阶相差悬殊，但都是管六七个人的“班长”。

　　德鲁克发现了管理中分权和授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公司的管理不是由一个人指挥千军万马，而是借一套特定的机制来传递责任并相互负责的流程。

　　那么到底如何管理才能有效呢？这是德鲁克紧接着要弄清楚的问题。这首先必须要回答一个看似务虚的问题：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导致不同的经营取向和决策习惯。通常的回答是：企业是盈利的工具。德鲁克认为这样的回答完全不得要领。盈利只是企业管理效果的一个测量指标，而不是企业的目的(正如我们说60到110是血压的正常指标，但不能说这是身体运行的目的)。“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后来德鲁克又把企业的目的精确定义为“创新和营销”，前者是通过创造出新的产品来“创造市场”，后者是为新的产品“找到市场”。这个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的定义，其实是值得当今的中国企业反复咀嚼的。如果你不能、不愿为社会创造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而只是为了赚钱，那么你的企业就丧失了经营的最终理由。

　　看得出来，德鲁克是一个商业保守主义者。他对不创造客户价值而一味追逐金钱的企业持强烈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华尔街上的股灾与其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不如用道德甚至审美原因来解释。

　　他认为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是“完全没有生产性的一群人，他们的目的只是赚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钱而已”。“肥皂的泡的平均周期众所周知——26秒。其表面的膨胀会让它五彩斑斓，但这也就意味着它要开始破灭了。疯狂的股市投机也一样，只不过周期是18个月。”

　　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独特的、可持续的客户价值是“正确的事”，但即使你知道这正确的事是什么，也不能真能为客户创造价值。如果没有切实的执行，正确的事就什么都不是。德鲁克说，“一个好的规划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实施，它就只是一个梦而已”。按照他的定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做正确的事”，后者是“正确地做事”。这就是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要阐述的主题。

　　尽管良好的管理很难达到，但管理的“真理”并无高深之处。所谓管理，就是确定目标并始终不偏离目标，通过看似简单的监控手段，抑制人性的弱点，把看似简单的事做彻底、做到位，一切以实效为标准而不是以想象和雄心壮志为指向。在这一点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与所谓“中国式管理”是大相径庭的。德鲁克的著作早在19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直到近四五年来中国商业世界才开始认识这位大师，对他的领会刚刚开始。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必须要接受德鲁克那些“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太重要所以不可能是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洗礼正如当年日本企业接受德鲁克的洗礼一样，不如此，中国企业恐怕难以获得真正的商业操守和商业气质。

There are two typ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economy improvement.  One is the Malthus’s population theory, another is the opposite theory.

According to Malthus’s theory, population increase will bring to the decrease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deterioration of entironment and decrease of total society savings (decrease of investing rate). All of the problems are not benefit to economy increase.  Technology improve should be the main driver to accelerate economy increase, but its improvement may not catch up the increase rate of population if we have no control on population increase.  Population increase will be an obstacle to economy increase for the long-run.

The opposite opinion admit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may be not benefit the economy improvement in short-term.  However, population increase will promote economy improvement in long run.  Firstly, population increase will increase labor suppl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e existence of population stress will inspi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mpel economy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ree cobblers exceed one Zhu Geliang.  Large population will create mor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e advant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the key driver of economy development.  Finally, large population is a resource advantage.  Large market scale will produce scale effect.

All the current related research couldn’t totally explain the inner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and the quantity relationship of change of population and increase of economy.  From our point of view, we have two opinions:

u       Population quantity advantage itself cannot be an economy increase driver. 

u       The economy increase will depend on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regulation.

Zhang Shiqi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 from Nankai University, used per capita margin revenue (the amount over base life standard) to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to economy improvement during 1949 to 1989.  He found that population increase has more and more absolute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y and the effect is focus on pull the margin revenue per capita to zero.  Therefore, Zhang emphasized that population control will be the major condition for China economy improvement.

From the history of Europe, Japan and Hungary ([Appendix] ) , we can also conclude that labor decrease will increase the actual income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n the other hand, technology innovating can offset the lack of labor.

However, technology improvement has limited effect on economy increase.  The regul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is the key driver.  For example, the change from industrialized society to informationized society will be the key driver for the current economy improvement.

Finally, medium-level or high-level educated population will be nee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y structure regulation. The main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human resource is its low-level labor quality.  The education level exponent of rural area in 1997 was only 6 which is the junior educate level.  Furthermore, career trainings are lagged behind the real practice.  Therefore, how to enhance the primary education and career training is the main problem faced.

 

 

 

 

 

[Appendix]

1.1340年的欧洲有7000～8500万人,人均耕地少,社会呈现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的状态。后来因黑死病肆虐,到1400年人口减到3700～5200万,人均耕地面积转而增加,社会呈现土地有余和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因需求减少,农产品价格下跌,同时为确保劳动力而提高工资,使得社会生活水平有了改善。
2.日本在江户时代(1730～1800年) 发生亨保、天明、天宝三大饥荒。人口由3 200万减到3 000万,加上东北地区遭受寒流侵袭,人口流向江户和大阪,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疫病流行。尽管人口减少,但农业生产反而增加,其中主要是因为更新了生产工具和肥料,并改良了生产品种,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克服了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至幕府末期。
3.1846 ～1910年的爱尔兰, 人口按年率0.9%持续减少,主要原因是1845～1849 年间发生了马铃薯饥荒,为了生存人们陆续迁往海外。但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增长,土地富余,劳动力缺乏,实际工资上升,产业结构向畜牧业转换。
4.1980年以来的匈牙利尽管没有遭受战乱、饥荒、疫病等因素影响,却因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自然减少,但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正增长,到80年代中期资本增加,伴随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匈牙利凭借技术进步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

 

[Reference Material]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与胡鞍钢博士商榷》by Wang Qian, Guo Zhenwei

《21世纪日本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 by Wang Man

中国为什么在史前繁荣昌盛，在现代却落后于西方？

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总觉得是社会体制的必然。

在听了林毅夫的课后，觉得自己的想法仅仅是个感觉，确实没有经过严格的分析和逻辑推理。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既要有直觉，也要有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仅仅就为了论证中国在古代是远远发展于其他国家这个论题。林毅夫从《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的投资观念讲起，继而是柳永的《望海潮》描述古代杭州的繁盛；接着是外国人马可波罗描绘的苏州、18世纪Adam Smith对中国的评价以及Carlo M. Cipolla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书中对中国和西方的对比。

我们底下的学生听都听得累死了，老师却讲得兴致昂扬。引经据典，举例辅证，而且是用英文讲中国的事情，不得不佩服知识面的广度和逻辑思维的清晰。

自己平生最为敬佩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能够精于一个领域，兢兢业业。自己脸红的是，读过那么多书，记得的只是书中的精神，一切知识都忘的一干二净。要让我能讲出这么半堂课，课下得现准备一周两周的时间，也未必能讲下来。